来源｜医师杂志

每个人都有梦，许瑞云说，学医原来不是他的梦，但现在，许瑞云的一切，已跟他的专业、跟他的学科、跟他的事业交融在一起。历经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之后，他与他的许多梦想已经含笑握手，但梦没有尽时。他说：总有梦想，在我们前头。

许瑞云，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普外科与肝胆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在肝胆外科领域，他也是位尖锋人物，是中山三院著名肝病团队的中流砥柱。

4月一个周六，从东莞全国泌尿科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赶回来的那天上午，我采访了我的这位江西同乡。当天，传说中颇有个性、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跟人“耗”时间的许瑞云，西装革履，在住院部的办公室很随和、很高兴地与我们拉开了话闸。

他客气地表示：我们同乡，投缘。

苦水里茁壮成长

1962年许瑞云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临川是崇仁河、宜黄水和赣江三源汇流成抚河的交汇处。抚河的水虽“苦”，却也将许瑞云兄妹八人哺育成人，并留给了许瑞云永远难忘的、凄苦而不乏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我有八个兄弟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我行四。我二哥和我是别人很难辨认、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本来他是和我一起读书的，但因为家里穷，只能让我一个人读，他初中就去工作了，在临川一个陶瓷厂打工。我父亲是这个陶瓷厂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后来又做供销科科长。我母亲做家属工，一个月才10几块钱。

“当地经济状况很差，周边的老百姓都很穷。有的人家是早上吃一餐，中午不吃，再吃晚上一餐。但因我父亲所在的陶瓷厂附近，是我们老家许家村，家里能买到很便宜的粮食，所以兄妹们还不至挨饿，就是吃饭没有菜，没菜只好自己种。家里还养了鸡、猪等禽畜。

听着许瑞云的讲述，忽然想起沈明臣的“竹枝词”：“青黄梅气暖凉天，红白花开正种田。燕子巢边泥带水，鹁鸠声里雨如烟。”诗中描绘的景象和许心中的故园可能并不相扣，但回首往事，即便是酸楚往事，对一个成功者而言，有时候派生的并不仅仅是感慨，常常，也会有一种意境化的美感，汇入心头。

“我是在8岁的时候读书的，我读书很努力，而且连跳了两级，二年级没读，五年级读了一部分就跳级读初中了。其实我的大哥比我们还会读书，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由于家贫，他小学6年都没读完，在读5年级的时候父亲就和他说：‘孩子，家里是真的不行了，得委屈你出来做工了。’14岁，他就开始上班了，16块钱一个月。我二哥，也就是我的双胞兄弟的情况也相仿（上文已说到）。我比我的两个哥哥都幸运，还能继续读书。当时我二哥伤心地哭着吵着要去学校，但是没有办法，在我考上大学后他才有机会再回去读书，后来也考上了大学。”许瑞云说，二哥现在是江西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

抚河水，“泡”出了这一对令人欣羡且与众不同的尖子生。

“我1978年考上大学后，拿到了每个月17块钱的助学金，可以维持生活了。但如果有学习之外的需要，还只能问家里要。当时家里如果能给到10块钱你都相当感动了。我记得读大学期间我从冬天到春天就只有一件外套。”他说着，自己忽然爽朗地笑了。

青年许瑞云之烦恼

“我读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高三），因为成绩优秀而被学校直接推荐参加过全国高考，结果我考上了，但是因为考上的学校不是很好，所以也就没去。”1978年，许瑞云正式披挂上阵参加高考。然而在高考之前三个月他却发生了一件意外：患“打摆子”病（医学上称为疟疾）。“打摆子本来是要吃两种药的，但农村医生只给我吃了一种，这种药只是杀灭红细胞期的疟原虫，吃药后症状是消除了，但临近高考前大概一个月，症状又复发，隔日畏寒高烧。这对高考成绩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后来上级医院的医生才告诉我：怎么能只吃一种药呢？应该吃两种才对的啊！”

最后许瑞云被江西医学院录取。这是他的第三志愿，与他理想中的学校相去甚远。“当时清华、北大我不敢奢望，但是北京航空学院或者南京大学，却是我的梦想。在成绩公布后我也流泪啊，没办法，重读又要很多钱，家里付不起。”

从临川到南昌上大学那年许瑞云刚好16岁。“其实一开始我对医学是很不感兴趣的，我原本填报的志愿都是理工类的学校而不是医学院，因为我对航空航天、电子类专业十分感兴趣。”他说。“由于很不情愿去，所以考上后我也是很郁闷的。当时我认为，学医不像学理工那样要动脑筋、比较讲究抽象思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而学医却要每天不断地死记硬背，比如学解剖时，人体每个器官、每根骨头、每块肌肉的形状和特征，每条神经、血管的走行等等，你都必须死记，太烦太辛苦了，十分枯燥，当时我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然而对数理化我却念念不忘，因此在大学1、2年级，我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和无线电。当然现在想起来似乎有些幼稚。

“正是由于兴趣问题，我在大学的成绩不算理想，大概排中上吧，后来在实习期间我才发现，学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枯燥无味，更不是只靠死记硬背，很多东西还是要思考、要动脑筋的。当然还有就是，当时即使想改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等都迫使你无法作出任何改变。”他坦言。“后来自己慢慢成熟了，开窍了，感觉到还是应把医学认真学好。

“那时做医生是很不错的，特别在农村，更是十分吃香。我父亲就和我说当医生很好，叫我要好好学下去。83年毕业后，尽管我的成绩还算好，但在当时没有找到关系是基本上去不了好医院的。留校生虽然都是成绩十分优秀的，但‘行事’还比不上现在这样正规。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谁都不认识，当时我是不敢奢望能留在南昌的。后来在我父亲所在的陶瓷厂厂长的帮助下，我被分配到临川县人民医院普外科（我对内科不感兴趣），这已是很幸运的了。那时去临川的有6个同学，其中有三个因为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分到基层去了。”

尽管并非称心如意，许瑞云还是高兴地进了医院。刚进院门，医院院长“不含糊”，当场就给许瑞云上了一堂“政治课”，说：，千万不要想着走啊飞啊什么的，我知道你“扬言”要考研究生，但是要想来这里你就得安心，不要朝三暮四，只要我还当院长，考研你就不要痴心妄想。

许瑞云笑道：“说实话，其实我内心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呆在这么一个小地方的。但当时没办法（“没办法”是他的口头禅），我只好先答应院长的规定，于是就这样在这个县医院足足呆了4年。等到1987年这位可敬的院长退休了，我才终于有了考研的机会。不过，这4年时间也没有白白度过，”他诚恳地说，“正因为是基层医院，上级医生特别放手，因此实践机会很多，做的手术也很多，积累了不少难得的经验。”

“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外科主任就叫我单独去做一台‘疝气’手术，”许笑着回忆，“当时我慌了。你要知道，实习那点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他硬要我上，我就要求他带我，但是他却说要去开会什么的。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记得当时做了两个多小时，心里十分慌张，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只是因为对解剖不熟悉，做得很窝囊……基层医院不像大医院，有一个梯队，有上级医生带着你慢慢学，慢慢进步，我那时主要靠自己慢慢摸索和总结。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手术做得多不说，独立思考的机会也特别多，而且还碰过一些在大医院看不到的‘奇难杂症’！因为农村人患病时的病情和城市还不太一样，他们不到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去医院看病的。

“就这样四年光阴，我得到了不小的锻炼，同时也感受到了老百姓的贫穷，确实有太多的人看不起病。比如说做个胃手术，那时手术费只要20块钱，但是就有不少人连这20块钱都拿不出来。”他感叹。“我那时候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有50多块钱，医院有时候也会发点奖金，一个月总共70块左右。” 

“其实那时候除了吃以外，在其他方面我基本上是很少花钱的。” 许瑞云申辩。“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不那么讲究吃啊穿啊什么的。我主要就是有些爱好，像拉小提琴和二胡，一下班没什么事就玩那个。小提琴我是大学学的，二胡是初中学的。，学习很轻松，当时偶尔看到一个老师的儿子，大概十二、三岁左右，在拉二胡，非常好听，我就叫他教我了。高中的时候父亲厂里也有一个人会拉，就也叫他教；到了大学，看到一个南昌同学拉小提琴很好听，就和他学。后来自己省下父母给我的零花钱买了一把小提琴。”

许瑞云兴趣广泛，除了弦乐，他也喜欢书法，还是网球、游泳运动爱好者。那些年，除了他慢慢有了感觉的医学事业，除了看书继续钻研学业，在这些兴趣爱好方面，他也倾注了不少时间。

奏响人生最强音

1987年，临川县人民医院那位老院长退休了，许瑞云成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参加了考研。当年9月份，他步入中山医科大学成为了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时，我原本是想回南昌的，但我的导师跟我发‘狠话’：‘江西那么穷你回去做什么啊，在这边肯定比你在那边更有发展前途！’后来我觉得也是，就留在了中山三院。我导师是张扬教授，1991年移居美国，人很好，脾气虽然差些，但是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995年那时候中山三院创三甲，但是当时医院的基础很差，我那时候还是个普通的主治医生。我们当时的院长叫古财然，这个院长是很能干的一个人，他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抓，规定的那些技术项目如果没有达标就都有严厉的惩处措施。”

“我导师在的时候，三院普外科是比较强的，有40多张床位，但是后来他一走，去了美国之后，就一下子垮了，基本上就都做些小手术了。好在有创三甲‘整肃’，要是没有创三甲我也就没有机会出来。记得我们普外科当时共有19个技术项目，古财然院长一个一个地抓，但只完成了2项半，这样下去创三甲自然泡汤无疑。”

“光为了普外科的技术项目，古院长就开了很多的会议，他要我们总结原因。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清楚，根本原因就是基础太差。”

一天，古院长突然找许瑞云谈话，说：“看来我们医院‘创三甲’很可能就要败在你们普外科这块，现在只剩下7、8个月的时间了，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我帮你撑腰。”于是竹筒倒黄豆，许瑞云有什么话都一股脑地说出来了，他知道症结之所在。许瑞云当时的想法是想古院长从其它地方调个能人过来主持普外科工作。

但是古财然的决定让许瑞云吓了一跳：古让他做主任，担当起重任！“怎么可能，科里还有5、6个教授、副教授，我一个年轻的主治医生怎么轮得上当主任呢？”许瑞云心说话。然而，古财然启用年轻力量让问题科室“起死回生”的主意和决心已定，他以似乎已拿捏住蛇的七寸的信心，要将这步很可能就是“活棋”的“险棋”走下去。

古财然第二次找许瑞云谈话时就“不跟他客气”了：“你第一不要怕；第二，一定要上！”

就这样，在把元老级的临床专家罗伯诚教授（当时是暨大华侨医院普外科的教授，也是原中山一院普外科的元老）特聘过来做后盾之后（这是许瑞云唯一的请求），年轻的“主治医生”就“勇敢”地在普外科主任这一职位上走马上任了。

后来的那半年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普外科主任许瑞云，为三院搏击三甲的“伟业”，为让科室摆脱落后的局面，顶着巨大的压力，付出艰辛的劳动，率领普外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大家真的是很苦很苦。” 许笑道。“我和同事们一道，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我主要是怕出问题，因为以前没担过这么大的重担。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手术，我不敢一个人做，于是就先叫罗伯诚教授和欧庆嘉教授带我，后来慢慢地也就敢上了。最后创三甲的19项指标我们成功拿下了17项，只缺两项没有完成，就是颈动脉体瘤和胰岛细胞瘤的手术治疗，因为该病种少见，当时不容易找到。最后，我们终于没有让医院失望，普外科没有拖三甲的后腿。也就是这样，我们慢慢地做出了成绩，在业界也渐渐有些地位了。”

许瑞云由衷地说：“古院长确实很有魄力，他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用年轻人。我的进步，想来主要是得益于这几个人：我的导师张扬教授、古财然院长、罗伯诚教授，还有欧庆嘉教授。最主要的还属欧庆嘉教授（现为中山二院的普外科教授），他带我做的手术最多了，他对我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我的导师。” 

他说：“三、五年后，我们学科的发展已非常之快。”

    2004年6月，由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三院普外科一分为二，分出了肝胆外科和胃肠外科。许瑞云担任肝胆外科主任。作为三院肝脏病医院五大强势学科之一，现在肝胆外科每年收治病人1000～1200例次，手术800~1000例次，年收入1900～2000万元。2001～2005年科室共发表论文64篇，获得各级科研基金16项，总金额280万元；出版著作3部；获得各级成果奖3项，获得国家专利3项；科技成果转让1项。硕果累累。并在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的临床研究、肝癌手术和微创治疗研究、干细胞治疗肝硬化和肝功能不全研究、胰腺手术方法改良研究等方面构筑了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许瑞云也曾分别到美国和加拿大短期进修学习肝胆外科。他在肝胆疾病治疗方面具有较高造诣，改进了多种肝胆疾病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方法，如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的“脾切除联合术中食道静脉密集套扎术”、“脾栓塞联合食道静脉套扎术”等；成功完成全国首例“手助腹腔镜门静脉高压症巨脾切除术”；在国内较早开展“腹腔-颈内静脉转流术”等，使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及其相关合并症的治疗效果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他发明的“PGA胰肠吻合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该专利已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2～3年内有希望形成产品。该技术可望使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步骤大为简化，并可能大幅度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传统的痔疮手术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易发生并发症。许瑞云发明的“自动痔疮套扎器”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PCT专利。自动痔疮套扎器使传统手术实现了自动化，手术时无需麻醉，仅一人即可完成操作，耗时只5～6分钟，患者术后无需住院，恢复很快。他告诉我们，该专利已有厂家从事生产，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很受欢迎。

而他近期开展的“骨髓干细胞移植治肝硬化与肝功能不全”的临床研究也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并成功施行了国际上首例“经门静脉自体骨髓干细胞肝内移植术”，这一疗法可望为慢性肝病与肝硬化的治疗带来希望。

只轻描淡写地表示希望在学术上“多做点贡献”的许瑞云教授，在访谈中极少谈及他的成功和现在拥有的成就，这使得我对他少儿时代的经历和最初的奋斗历程，感受尤深。但谁都明白，这些令人仰慕的成果，没有千百次的忘我付出，没有象他曾经怀有的对弦乐的那种浓烈的兴趣，外加一种执著，他不可能奏响这些生命中的超强音！

我料想，这位自谓“很简单”的、年富力强的教授，工作上是很严肃的，但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也象个大孩子。

许还是诚恳的、直率的，对世俗对丑陋事物的鞭挞，凸显了他骨子里的不阿和刚正。在他特别给我们提供的一份《对医疗现状的几点意见和看法》中，他对医疗界目前“全民”搞科研的现象表达了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垃圾论文”、“垃圾成果”和“垃圾专利”遍地开花，这些除了助长“弄虚作假”之风外，好象看不出有什么优点。对临床医生搞基础研究、成果申报、SCI论文、让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会议等等，他也作了深刻的、负责任的剖析，继而指出，目前种种怪现状，应当说，与现行“体制”不无关联。

许说：对大多数普通医生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扎扎实实地练好临床技术（也就是看好病），而不是搞科研。要真正看好病其实是不容易的，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行。现在临床医生真正全身心“猫”在临床的不多，不少人都一头钻进“科研”里去了，致使医疗质量下降，这种现象令人担忧！他指出，科研对提高学科影响力是重要的，科研可以搞，但重要的是“客观、真实和质量”，必须有组织地进行，而不应“全民动员”，主要应由高级职称的医生（如教授、副教授等）承担和负责，不应追求数量，追求数量的结果必然是“弄虚作假”。

他还感叹：“我们国家（包括我们中山大学），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少，取得的所谓‘科研成果’也很多，在世界上是排得上号的，但真正有影响力的有多少？能派得上用场的有多少？能转化为生产力的有多少？能被世界公认的又有多少呢？！”

许瑞云表示，在经历种种艰辛和磨砺之后，对医学，他已有了一种深切的理解。